| 一位“洋面孔”掌舵千年史海：复旦大学历史学院首位外籍院长，不只是破冰
朋友圈里刷到那条消息时，我正窝在常去的那家古籍书店二楼喝茶。老板姓程，复旦历史系的老毕业生，他端着紫砂壶凑过来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，沉默了两秒，然后说：“有意思。”这三个字里藏着的情绪，比表面上复杂得多。复旦大学历史学院，一个在中文语境里几乎等同于“正统史学”代名词的地方，迎来了建院以来的第一位外籍院长——一位来自剑桥大学的欧洲中世纪史专家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任命，这是一次对学科边界、文化身份以及学术话语权的温柔挑衅。
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新闻稿，反复看了三遍。不是惊讶于一位外国学者能来中国顶级学府当院长——这些年中外学术交流早已不是新闻。真正让我放下茶杯的，是这背后透露出的一个信号：当最“本土”的学科开始主动拥抱“他者”，我们所理解的“国际化”可能正在经历一次质变。根据2026年初《高等教育国际化报告》的数据，中国高校外籍教师占比已经达到4.7%，但担任院系正职负责人的比例仍不到0.3%。历史学院这一任命，像是那个0.3%里突然绽放的一朵花，不刺眼，却足够特别。
一场“水土不服”的有意为之？
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：一个研究英格兰修道院档案的外国人，能理解中国历史吗？这问题其实问错了方向。这位新院长专攻的是“跨文化中世纪比较”——他研究的恰恰是不同文明在中古时期的互渗与冲突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学术底色就是“不一样”。历史学院请他来，不是要他教中国史，而是要让他用一双没被中国学术传承“驯化”过的眼睛，重新打量史学的方法论框架。
我有个在复旦读博的朋友，研究方向是宋代城市史。他私下跟我说，学院里的老教授们其实挺多元的——有人沉默不语，有人拍手叫好，但更多人是既期待又忐忑。“我们的学术训练太‘中国’了，”他叹气，“引用文献、论证逻辑、甚至写论文的口气，都带着强烈的文化印记。不是说不好，而是我们需要有人问问：凭什么非得这样？”这位外籍院长的到来，本质上就是那个问号的具体化。
2026年春天，复旦历史学院已经启动了“全球史学方法轮讲”项目，计划三年内邀请12位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史学传统的学者担任短期驻院教授。这不是偶然的安排，而是为新院长铺路的配套动作。我把这看作一个信号：国际化的下一步，不是简单地送学生出国、请外国人来开讲座，而是把异质的思维方式植入到学科肌理里。
史学的“方言”正在被翻译
我前两天恰好读到一篇关于全球史学史的论文，里面提到一个数据：在2025年SSCI收录的历史学论文中，涉及亚洲历史的研究有63%是由非亚洲学者完成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历史的研究阵地，其实早已被“外人”占领了一半。那么，我们主动请一位外籍院长来管理本土学术机构，更像是一个迟到的反击——既然世界在解读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掌握解读世界的语法？
记得三年前我去牛津大学访学，参加了一场关于“全球史书写中的中国视角”的研讨会。台上一位德国教授直言不讳：“你们中国学者总喜欢用‘特殊性’来辩护，但特殊性不是方法论，是借口。”这句话刺痛了不少在场的中方学者。但冷静下来想，他说得有一定道理。我们的历史学术语言，太习惯于在“中国”这个框架内自我论证，而缺乏与其他史学传统的深度对话。新院长的任期目标之一，就是建立一个“双语史学工作坊”——不只是语言上的双语，更是范式上的双语。中文史学界常常抱怨国际期刊的门槛，但有没有想过，门槛可能就藏在我们自己的思维惯性里？
根据2026年6月教育部最新发布的“双一流高校学科国际化指数”，复旦大学历史学子的国际发表率虽然排名全国第三，但合作发表中“平等合作”（即双方贡献相当）的比例只有38%，远低于物理、生物学等“硬科学”。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史学对话中，我们更多是“被研究”而不是“共同研究”。外籍院长的聘任，如果能让这个数字在三年内提升到50%以上，那这次任命就不是噱头，而是一次真正的转折。
那些藏在院系墙角的“软阻力”
我当然不会天真地觉得一切都会顺风顺水。事实上，我认识的一位在复旦任教多年的副教授私下跟我说了另一面：“学术委员会开会时候，有些老教授翻着英文议程表，脸色就跟吃了苦瓜一样。不是反对，是真的不适应。”语言障碍只是最表层的问题。更深层的，是学术评价体系、学位授予标准、甚至职称晋升路径上的文化冲突。比如，外籍院长主张将“跨学科贡献”纳入教师考核权重，但传统史学界觉得你这是不务正业；他建议在博士论文答辩中增加一位外校国际学者作为评审，有人又担心这会稀释学术自主权。
2026年1月，复旦历史学院内部进行了一次不记名问卷调查，结果很有意思：60%的年轻教师（40岁以下）表示“非常支持”或“支持”，而50岁以上的教师群体中，这个比例只有22%。年龄代际间的认知差异，比国籍差异更大。这不是保守与开放的对立，而是两套学术生存逻辑的摩擦——老一辈靠的是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功夫，新一代更需要“在全球舞台上亮剑”的勇气。
我反而觉得，这种张力才是健康的状态。如果一个学院因为来了个外籍院长就一片和谐，那才是最大的不正常。学历史的都明白，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和平过渡，而是碰撞后的重新平衡。那位新院长在接受《中华读书报》专访时说了句话，我印象很深：“我不是来殖民的，我是来当翻译的。”翻译什么？翻译那些被语言、文化和制度壁垒阻隔的史学洞察力。
一场关于“归属”的重新定义
文章写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太乐观。但我必须坦诚地说，我内心其实也有犹豫。就在上周，我和一位做明清经济史的老教授聊天，他直言：“如果哪天复旦历史学院的招生简章里出现了‘申请者需提交英文研究计划’，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。”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。国际化不是全盘西化，史学研究的底色始终是本土的。一个外籍院长，哪怕再优秀，也不可能比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更懂“二十四史”里的那些曲笔与暗语。
但反过来想，如果一门学科只能靠“血统”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，那这门学科的生命力也就值得怀疑了。中国历史学在过去一百年里，从梁启超的“新史学”到顾颉刚的“古史辨”，哪一次跨越不是靠引入异质思想完成的？胡适喊过“整理国故”，而整理的方法论很多来自西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直都在借别人的镜子来照自己的脸。外籍院长的到来，不过是把这面镜子换成了更大、更清晰的一面。
2026年3月，新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公开动作不是开大会，而是带着几位博士生去了上海图书馆，专门调阅当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《几何原本》的手稿。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四百年前，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上海人坐在一起，创造了中文里‘几何’这个词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间办公室里，难道不该做点类似的事？”他说的是学问，但我觉得也是在说身份的融合——国际化不是让复旦变成剑桥，而是让复旦成为更彻底的复旦：它既扎根于这片土地，又能与世界上任何一座学术殿堂通畅对话。
文章写到这里，夕阳已经从书店的窗棂落下去。程老板收拾茶具时突然说：“历史这东西，最怕的就是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。现在好了，有个活生生的外国人进来翻动那些标本，至少不会积灰。”我笑笑没接话。但心里知道，这也许就是复旦历史学院想告诉我们的：真正的国际化，不是贴上几块英文招牌，而是敢于让一个“外人”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“内行”。至于这条路能不能走通，时间会给出答案——而我们，都是见证者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