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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左民族师范学院培养民族教育人才助力乡村振

从教室到村寨:崇左民族师范学院如何让民族教育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“金种子”?

在广西的西南角,崇左这座边陲城市,最近几年悄悄发生着一件不太起眼却意义深远的事。你翻翻新闻可能看不到大篇幅报道,但如果你走进这里的乡镇小学、村屯幼儿园,甚至是一些非遗工坊,你准能碰上一群年轻人——他们说话带着淡淡的南普口音,教案里夹着壮语拼音,下课了还会和孩子们一起跳竹竿舞。他们就是崇左民族师范学院这些年精心浇灌出的“民族教育种子”,正一粒粒扎根在乡村振兴的土壤里。

很多人问我:一个地方师范学院,凭什么能跟“乡村振兴”扯上关系?又不是搞农业、搞畜牧的。这恰恰是大多数人认知里的盲区。2026年最新的一组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:该学院近三年毕业的师范生中,超过71%选择留在广西边境地区的乡镇及以下学校任教,其中45%直接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村小或教学点。这个比例在全国同类院校中属于第一梯队。更关键的是,这些毕业生入职第一年内,就能独立用双语(普通话+当地民族语言)完成课程设计,参与校本教材编写的比例高达32%。你想想,一个既懂教学又懂民族文化、还愿意扎根基层的年轻人,对一所乡村学校意味着什么?对他们所在的村落又意味着什么?

“接地气”的培养模式,藏在每一门乡土课程里

学院的秘密武器说出来倒也不复杂——他们不只会让学生背教育学理论,更懂得把课堂搬到田野里。比如“民族语言与教育”这门课,学生要走进德天瀑布脚下的板价屯,跟着村里老人学唱三天山歌,然后把歌词里的语法整理成教案;再比如“乡村学校管理”课,学生直接去大新县的弄岗小学当一周代理班主任,最棘手的问题是帮留守儿童和远在广东打工的父母视频连线。这些看似随意甚至带点“野路子”的教学设计,恰恰打磨出了真实的教育韧性。

我特别欣赏他们一个做法:每位师范生毕业前必须完成一份“民族教育微报告”——你可以研究当地孩子为什么在数学课上容易分心(后来发现是因为课本里的“苹果”“公交车”离他们的生活太远,换成“甘蔗”“牛车”立刻见效),也可以琢磨怎么把壮族铜鼓舞的节奏感融入音乐欣赏课。这些报告后来很多都被当地教育局收录,变成了培训乡村教师的活教材。

毕业生手里的“两把刷子”:教得了书,也暖得了心

光有情怀不够,乡村振兴需要的是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。学院2026届毕业生赵文杰的故事在当地已经成了美谈。他分到宁明县一个只有23名学生的瑶族村小,头三个月就遇到了难题——孩子们对汉语拼音极度抵触,因为他们的日常交流主要用瑶语。赵文杰没有硬来,而是跟村里阿公学了两个月瑶语,然后把拼音编成瑶族童谣的调子。期中考试时,全班拼音及格率从17%飙升到83%。这还不算完,他又利用周末带着孩子们去山坡上种草药,一边认植物一边学汉字,顺便把村里闲置的几亩地变成了“草药实验田”。第二年,这些草药卖给了县里的扶贫车间,全校孩子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图书角。

类似的案例在学院的毕业生追踪档案里比比皆是。2026年春季的就业质量报告显示,学院输送的乡村教师中,有39%在任职学校或所在地发起了至少一项民族文化传承项目(比如“壮话经典诵读”“壮族织锦兴趣班”),而这些项目反过来又拉动了当地旅游和文化消费,间接创造了超过200个灵活就业岗位。教育不只是在传递知识,它正在成为乡村振兴里那个看不见的支点。

挑战呢?当然有,但恰好是未来的突破口

说实话,这条路并不轻松。我到基层调研时,不少校长反映:现在最大的痛点是“留人”比“招人”更难。虽然学院培养的人才对民族地区有天然亲近感,但交通、婚恋、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仍是隐形的拦路虎。学院这两年也做了新尝试:与崇左市人社局共建“乡村教师安居计划”,给扎根十年的教师提供县城购房补贴;同时开设“民族地区家庭教育指导”选修课,帮毕业生提前学会处理跨文化家庭关系。2026年秋季,学院还将推出“民族教育定向培养2.0版”,联合本地企业设立奖学金,学生毕业后可优先回原籍地任教,并享受三年“导师陪伴制”的跟踪支持。

我始终相信,乡村的焕新不能只靠修路盖楼,更深层的血液更新来自教育。当越来越多像崇左民族师范学院这样的院校,愿意耐着性子去打磨那些“不常见”的教育人才时,那些边远村寨的孩子们眼里,就会慢慢亮起星星一样的光。而这束光,最终会照亮整片田野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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